梭罗与陶潜的比较研究——从《瓦尔登湖》说起

文《瓦尔登湖》小组叶婷

初接触梭罗的《瓦尔登湖》，其“看岁月奔驰，坦然迎接冬春”让我立即想到了中国古代的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他们一个在瓦尔登湖畔搭屋隐居，一个在南山脚下躬耕采菊，虽处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接受着不同的文化，但却在对自然的态度以及对自然的认知上，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也最终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归隐自然。

一百七十多年前，遥远的大西洋彼岸，梭罗带着一柄借来的斧头，走到了瓦尔登湖畔的森林，架起了自己的小木屋，过起了自耕自食、近乎于隐士的生活。他在木质小屋里感受着，沉思着；在湖畔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人和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的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

这个时候，他可能并不知道，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在东方，也有一个人，选择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爱思想，所以选择了孤独。走到南山脚下，围起了一圈篱笆，过起了简单而馥郁，孤独却芬芳的生活。

可能由于先入为主，我一直觉得梭罗和陶渊明两个人在生活方向的选择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从而选择了一条同时代的人都无法理解的道路，虽然人生经历不径相同，但最终的选择却是殊途同归。

直到读到这一段文字：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要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收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这才知道，原来梭罗并不是单纯只想逃避，他还要为同时代的人甚至是后世重新挖掘出一种已被我们逐渐忘记了的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陶渊明因“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解职离去，不愿意为外物所累，所以要抛弃一切违背自己意愿的累心之物。宁愿隐耕田园，忍饥挨饿，也要保持自身的高贵德操，保持正直之士的傲骨劲节。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陶渊明归隐自然的初衷是不愿在污浊的官场上同流合污，不愿违背己志。所以在归隐后，他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着自由自在，把酒言欢，充满酒趣诗情的田园生活。但梭罗好像与此不同。

梭罗的归隐生活并没有陶大诗人那般充满着酒趣诗情，因为他是“以禽兽为邻”的，他要生活得稳稳当当，要活得像斯巴达人，要回归我们作为人这种动物最开始和大自然相处的模式。所以他拒绝了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一切，他不需要花钱去买什么窗帘，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在晚上经过他的屋子；他不需要琴声，因为“很准时，在夏天某一部分的日子里，七点半，夜车经过后，夜莺总要唱半个小时的晚祷曲······整夜不停地唱，而在黎明前，以及黎明将近时唱得尤其富于乐感”；他也不需要酒，因为整个瓦尔登湖都是属于他的，从清澈见底的瓦尔登湖捧出一手清凉的湖水，这是快被我们遗忘了的生活。梭罗退隐瓦尔登湖，是因为他要逃避现实吗？我不否认有这方面因子的存在。毕竟那个时代对于追求简单生活的梭罗来说，太过于嘈杂，太过于浮躁，也太过于功利，他不愿再如此忙乱、坐立不安地碌碌终生，他要思想，要为了生活而生活，所以他找了一个人很少的地方，造了一个自己的小木屋。但梭罗更想做的是，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告诉同时代的人，生活，并不是那样过的，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更有意义、更加充实的生活方式。

“我在康科德曾到过许多地区，无论在店铺，在公事房，在田野，到处我都看到，这里的居民仿佛在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种惊人的苦役，我看见年轻人，生下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可是，另一些并没有继承家业的人，固然没有这种上代传下的不必要的磨难，却也得为他们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委屈地生活，拼命地工作。”梭罗显然是看到了物质利益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侵蚀，生活琐碎对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的挤压，不忍于人类同胞深陷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过得如此卑微与胆怯，梭罗决定以自身的改变来唤醒他们。“关于诸君的遭遇的，特别是关于生逢此地的本地居民的身外之物或环境的，诸君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度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呀。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

于是，梭罗到森林里，像一只猎犬一般飞快地奔跑，因为，奔跑，是大自然赋予它的子女的本能。在如野兽般奔跑的过程中，我们最原始的野性才可以被唤醒，在一次次突破自己极限的过程中，我们才能重获被压抑的酣畅自由。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们“人”才能真正作为人，而不是机器的奴隶，工具的工具。

如果说陶渊明和梭罗是一样的，是的，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同样热爱自然，热爱简单的生活，坚守自己的德行。但，他们又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多的是体现儒家思想中“穷则独善其身”的一面，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喝着自己喜欢的美酒，写着随心的诗文，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或许，我们可以说，陶渊明更追求的是自我的洁身自好，纵使世间如此肮脏混乱，我独坚守纯净的内心，其他，随天意。但梭罗关注的格局似乎更大，也许是因为身处时代以及所受文化的不同，他更强调人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也更多地做出了实际的行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相比于陶的独善其身，梭罗更多了一些济世情怀，和一些与物欲横流的现实抗争的精神。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点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