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回归
——读《瓦尔登湖》杂感
文《瓦尔登湖》小组肖阳
一、绪论
2017年7月12日是梭罗诞辰200周年，我恰好看到《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微信推送。《瓦尔登湖》的最早中国译本，是由徐迟翻译、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10月出版的《华尔腾》，这一初版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都是《瓦尔登湖》在中国的唯一版本，并且不曾重印或再版。直到1982年，徐迟先生在初版基础上重新进行校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正式定为《瓦尔登湖》。这一校译本又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瓦尔登湖》的中国唯一版本。而到世纪之交，《瓦尔登湖》的译本数量几乎是铺天盖地，其在市场上的“卖点”多是——“宁静、恬淡、充满智慧”“超凡入圣的好书”“田园的宁静”“回归自我与自然”“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向金钱社会的讨伐檄文”……可见《瓦尔登湖》已经从无人问津逐渐成为了图书市场的宠儿，于是也便被推上了“神坛”。
或许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的迷茫时期，消费主义和资本侵蚀一面备受诟病一面令人津津乐道。于是有人开始反思，开始寻找新的可以依托的价值点，一切与“现代的”、“潮流的”、“市场的”相反的语词——“原朴的”、“自然的”、“安静的”逐渐被打造成光亮的标签并受到人们的追捧。而在美国独立日那天到瓦尔登湖畔居住了两年多的梭罗，他写下的《瓦尔登湖》中所体现的梭罗式生态观在今天突然备受关注也是意料之中。姑且不论这个新的价值点的社会潮流是否是消费市场经济增长点的再发现，只是《瓦尔登湖》真的是一本宣扬田园宁静呼吁自然的作品吗？梭罗真的是在试图建立一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生活模式并向人们展示吗？
《瓦尔登湖》第一篇《经济篇》开头部分论述的是“生活方式”，与“诚恳地活着”相对的，我想，是惯性地活着吧。“我对于每一个作家，都不仅仅要求他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而大多数人或许过的都“惯性的生活”，“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人似乎是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目标，而所谓快乐只是那一瞬间压力的释放——这是我所理解的“静静的绝望”。于是或许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中，梭罗“很久以前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我们暂且不探究作为意象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所承担的隐喻——人们在那样“静静地绝望”中生活而以至于丢失了什么，于是有人想要出走逃离，只得从人类社会以外的地方去寻求失去的东西，而人类社会以外，只剩下大自然是唯一尚且还能一试去找寻的地方。当我们从人类社会出走，而来到剔除了“社会”概念的大自然去找寻丢失的东西——这种“出走”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逃离”，逃离人类社会；而这种“找寻”很自然被理解为“回归”，回归自然。
但是，当真是这样的吗？他所逃离的当真是人类社会吗？他所设想的回归，当真是回归大自然吗？逃离与回归，有没有可能是指向同一个地方呢？——我们没有答案。
我们为了寻找答案，只能追溯回去提问——丢失的到底是什么呢？找寻的又是什么呢？
二、丢失与逃离——“人作的恶，他死后还流传”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逃离一个地方呢？或许是人在那里处于人群之中却是最为寂寞。“怎样一种空间才能把人和人群隔开而使人感到寂寞呢？”或许很多时候想要逃离的不是那个特定的地方，而是人群本身。寂寞来源于人群之中而无所依存，寂寞的人就会误以为离开了人群便不会寂寞。可是，为什么人群不能给以人信赖和依存呢？或许是发现了“最富于人性的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村民”，而甚至是自然中的一支小小的松针承担了全部“人性”，所以才将目的地设置在了大自然吧，毕竟“大自然”所承载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远离人群的原始设定。
“我们生活得太拥挤，互相干扰，彼此牵绊，因此我想，彼此已缺乏敬意了。”梭罗于1845年的春天选择来到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湖边，那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到了尾声，工业革命的成果大面积普及的同时，人们对于物质产品的占有也使得消费开始异化，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已经磨刀霍霍。于是正是那个作为高度发展的起点的时代，或许社会也便开始拥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彼此的敬意开始流失——所谓“彼此缺乏敬意”，这便是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些关系相互影响构织成网络，关系的异化一定不是一步一步质变的，而是逐渐渗透的结果，就像是多米诺骨牌的环环相扣。什么是“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做为敌作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而归根究底，在梭罗那里这些关系的异化的核心是人与社会产品之间的关系，是由生产、消费为环节延伸出来的，这可能恰恰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积木；于是梭罗在“彼此缺乏敬意”之后所联想到的是工厂女工。而相对于生产来说，消费因为密布于街市而更容易被观察而表露出来。当然，在19世纪，关于商品的异化问题远没有当代那样显著，甚至可能只是一种关于异化的可能性的设想；只是梭罗以一个理想主义的浪漫姿态来感受社会的变化而更加敏锐。
我们觉得可能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或许不会以物质占有为荣，而在剩余产物激增的时候，人们才会被物欲更大程度地控制——然而，其实在任何时期人们对于物质占有的欲望都是一种恒定的属性，只是在匮乏的年代，这种欲望被先天压抑住了，而当社会生产力提高，膨胀的商品激发了人们的物欲并使之暴露出来。毕竟，在生产匮乏的年代，普通民众不论怎样高涨的消费欲望都只能被压制，毕竟没有钱，市面上也没有过剩的产品；而也就没有对于物质占有的追求。只有不断的匮乏，以及对于匮乏的填补。
当然，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富豪和奢侈品，而这里消费异化指的是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进入过度消费的链条，并把这个消费过程演变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就像我们今天的人们对于买房炒房的热忱一样，以买房为在一个城市立足的标志，或者小房子换大房子，大房子换别墅，从而还清房贷成为了一辈子的目标——这个“立足”的标志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应当的社会习俗，而当你追问它为什么“理所应当”之时，你会发现毫无答案。当然，我们这里不探讨经济社会中 “贷款”所承担的未来资金的预支付对于当前市场经济的突出作用，我们只是稍稍反思一下，以留出一点缝隙叩问自己想要什么，并希望并且试图对别人也有一些好的影响——这个反思也绝不是为了摧毁这个一点也不理所应当的社会价值取向。
同理，梭罗以逃离为手段对当时社会的质疑与反思，也绝不是打着鲜明的旗号站在社会工业发展的对立面去，尽管人的罪恶在资本的形式下更容易暴露出来，因为资本的积累使得罪恶冠冕堂皇。在今天，虽然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个资本原始积累的漫长时代，发展到了一个消费主义高度发达的境地——之所以说是高度发达，是因为它往往被“反消费主义”的标签覆盖。比如我们今天所盛行的“断舍离”，要多少物品的浪费才能达到那样精细化的生活状态并形成一种产业程式。广告告诉人们：“你需要的不是最好的，需要的是最合适的。”我们觉得真有道理，理所应当我应该购买最适合我的产品。可是，多少次对于“最好的”的追求才能找到所谓“最合适”的呢？更何况当这个所谓的“最合适”又成为了一种产业性的普遍价值导入。梭罗于我们最大的意义，不是重回他的时代理解他的主张，更不是宣扬某种“田园式回归”——他只是发现我们在理所应当中丢失了反思的能力（人们也通常最是在“理所应当”中不做来源的思考）。
什么是“理所应当”？“理所应当”是天然的、正当的、绝对的、不依赖于他物的。于是梭罗以自己为试验，告诉我们跳出社会所设下的“理所应当”的圈套。这正是梭罗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是用两年时间来做一个试验；试验本身，就是逃离。而所要逃离的，一方面是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异化关系，这种关系既是消费、生产关系，也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另一方便是社会所设下的关于“理所应当”的圈套——而“理所应当”和关系异化，这本质上或许本身就是一致的。于是相对应的，梭罗的试验所想要找寻的，便是人的本质以及其引发的关于关系重新思考——这便意味着，梭罗的找寻和回归必然不可能以脱离社会概念的“自然”为最终目的地，“关系”必然依附于社会架构之中。另外，在梭罗时代，资本生产所引发的异化只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因而与其说“异化”的批判不如看做对于“圈套”的思考。
可是，所谓 “社会所设下的‘理所应当’的圈套”，谁是“社会”，谁设下了圈套呢？我们每一个人哪一个不生而处在社会之中呢？
三、找寻与回归——“唤醒我的邻人”
“社会”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体聚合，“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极其容易在受到暗示和感染之后变得盲从、冲动和极端化，原本属于某个人的感情和行动很容易传染他人，理性判断容易在群体中被忽视。”往往很难弄清楚个人对社会和社会对个人的复杂影响，更不要说是通过对社会机制（社会习惯的养成）的解剖来质问“理所应当”何以成为圈套了。于是不如跳出社会，而与“社会”相对的，只能是“自然界”——人类创造语词的所赋予的定义本来如此。然后梭罗来到了瓦尔登湖畔，这里离他家最近。
湖、森林、动物，建木屋、种豆子、钓鱼。当梭罗进入瓦尔登湖区域，他既是在融入自然，同时也是在把他作为人的因素依附在自然上——这和松鼠为冬天储存粮食没什么不同。一个人在自然界中发挥了人的因素，这是自然的吧，也不算构成“社会”的概念吧；那么，两个人呢？三个人呢？从什么时候人类种族群体构成了“社会”？而人类自然产生的 “社会”又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被“自然界”所包含？梭罗的实验室的设立究竟是大自然还是人类的原初环境？又或者，他的试验只是一种政治意图下的有意识归隐？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梭罗笔下的湖因为垂钓者而更加温情、松鼠因为与人的互动而更加可爱，瓦尔登湖湖畔是美的，而“美”的概念一开始就是以人作为欣赏主体的，而自然是欣赏对象。至少就“审美”而言，人无法离开大自然，大自然也无法离开人。毕竟“审美”的概念本身是依附着人而存在的。而除了审美之外呢？钓鱼与鱼，狩猎与吃肉，这是应当发扬的原始体验还是应当由动物保护协会介入的恶习？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究竟是怎样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些混杂的概念和混乱的疑问不禁让人想要找到某种高于人、高于自然的“更高的规律”来统筹和疏解。于是《瓦尔登湖》字里行间蕴含着神意。但是，从来没有所谓“更高的规律”，只有一个万物行焉的自然。不论如何，梭罗所要找寻的，是在自然的原发状态下人何以处理人与他物（包括他人）以及人与其自身的关系。所以在他的笔下，哪怕是对于自然界的湖本身的描写，也是离不开邻人的存在的（当然，这里的邻人不是被扩大的概念，并非包含动植物在内的广义所指）。“有一个老年人，是一个好渔夫。……我们偶尔一起泛舟湖上，他在船的这一头，我在船的另一头；我们并没有交换了多少话，因为他近年来耳朵聋了，偶尔他哼起一首圣诗来，这与我的哲学异常地和谐。”湖的美因着人的美，人的美依着人与人关系的纯质，这便是梭罗所想要找寻的东西。
“执迷于一座田园，和关在县政府的监狱中，简直没有分别。”森林、田园、社区、监狱，或者本身并无差别，它们的差别来自于所处其中的人以自身为核心的关系的差异，如果所有的囚犯被放逐到森林之中，并且森林被圈划起来，那么这与监狱也毫无差别。
梭罗在《瓦尔登湖》结束语中如是说：“我离开森林，就跟我进入森林一样，有同样的好理由。”执迷于森林和执迷于城市，简直没有区别；回归森林的理由和离开森林的理由，本来相同——这才是梭罗试验的核心。梭罗并非单向度的想要回归自然，他只是观察到了世态炎凉而试图从大自然那里找到一点启示和一个解决方案。梭罗或许想要逃离他所处的社会而来到了瓦尔登湖湖畔，他或许想要通过从大自然那里设立实验获取素材而重建现实社会；他所设想的回归，或许并不是大自然本身，而恰恰是他所处的社会。
四、后记
随着《瓦尔登湖》逐渐被文青当做自我装点的符号并被捧上“神坛”，或许它的意义就已经与它的文本本身相背离了。虽然瓦尔登湖畔的两年零两个月的生活是梭罗的一个试验，但是《瓦尔登湖》绝不是一种实验记录。《瓦尔登湖》是一种灵感的流淌，或许是关乎神意的。尽管它称得上杰作，但绝对承担不起现代市场“超凡入圣”的过度解释。而源于灵感，也意味着碎片化的展露，我一开始在读书报告里试图为《瓦尔登湖》建立一种逻辑解释，但是后来发现这完全行不通，一种解释只会带来另一串问题的暴露。
或许《瓦尔登湖》的所传达的信息，远远比梭罗他所设想的试验本身更多。它是关于自然的，也是关于社会的；它是关于政治，也是关于非政治的；它是关于人的，也是关于神的；它是关于反思的，也是关于“理所应当”的。他留给我们的更多是疑问或者关于可能性的设想，而不是斩钉截铁的回答。
2017年9月
（此文获评任重书院第六届经典研习班优秀读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