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简介】

在国际政治无数个风起云涌的时光里，老子的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难掩光环，这一方世界，才显得这般天高海阔。于是，我们努力凝望，想要超越时光的流速，追寻一帧帧美好的回忆，在先人哲思中探求国际政治发展的轨迹。以近代西方历史和哲人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理论碰上“小国寡民”的政治诉求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古老的东方哲思又会怎样指导现代国际政治建构？一起与陈玉聃老师相约对话老子与国际政治吧！

【沙龙回顾】

4月6日晚18:30，第214期任重沙龙在第三教学楼3108室准时开讲。本期任重沙龙请到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MPA导师陈玉聃老师，讲授《东方之道与西方理论：国际政治学视野中的传统思想》。

陈玉聃老师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主题中的两对张力：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实践。边沁发明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主要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而中国传统则根植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并无严格的“各国之权利，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的观念。在世界近代化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逐渐形成了重视国际惯例与国际法、注重追求国际关系的“均势”的特点；而中国接受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习惯的过程，却是与屈辱的近代史难解难分。受传统与实践的差异影响，东方传统思想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必然存在着本体论、认知论、方法论上的种种差别。

伴随着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必然需要适合未来的她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方式，需要确立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之“道”。陈玉聃老师认为，对当今中国而言，可供选择的资源无非三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而且，必然是三者的融合创新。问题在于，在这样的融合创新中，尤其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碰撞中，究竟何为体，何为用？换句话说，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

何谓“六经注我”？陈玉聃老师举了歌剧《图兰朵》中的中国名曲《茉莉花》作为例子。《茉莉花》虽然照搬了中国民歌的韵律，但仍然嵌在西方歌剧的架构之中，只能看作是一种异域风情的点缀。同样，如果“六经”指的是传统思想而“我”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六经注我”的观点即是主张将西方理论看作根本的框架，而将中国传统思想看作诠释、补充与争夺话语权的工具。当然，简单地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将西方理论纳入中国传统的框架，也并不现实。我们或可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不“照着讲”，而 “接着讲”，接续自己的传统，在本体论、认知论、方法论上与西方理论交融颉颃。

对于这些争论的前景，陈老师总体还是持乐观态度的。陈老师认为，东西方两种理论不但有许多意思相近的表述，也具有可以互为补充、相互启发之处。他以《老子》中的国际关系思想为例，引导听众们思考两种理论表面冲突背后的合理内核。

陈老师首先提到了“无为”的概念。陈老师认为，“无为”的概念实际上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强调的“均势”、“治理”等观念并不相同；西方理论往往较为强调积极的“有为”，但这并不总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如均势就往往以牺牲效果为代价，而大国殚精竭虑，也并未能阻止大战的爆发。那么，“无为”是否与当代中国强调“负责任的大国”这一提法相矛盾呢？陈老师认为，“无为”不等于“不作为”，老子的“为”指的是刻意为之。老子有言，“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负责任的大国，不是强求民主、发展、治理，而是以“为无为”，以达到“无不治”。

接下来是“小大之辩”。陈老师引用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观念，认为不知节制的对权力、荣誉、利益的追求正是国家自身的一大悲剧来源。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穷兵黩武的大国最后不走向衰败灭亡，更为重要的是，大国的衰亡往往是在达到顶峰之后迅速发生的。“大国者下流”“大者宜为下”的提法，正是要告诫这些大国常存节制自省之心，“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从“小大之辩”说开去，陈老师又以瑞典参与争霸战争却痛失两位强横的君主、退出欧洲争霸战场却得享和平安宁为例，说明老子的“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思想。

作为总结，陈老师回顾了近年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某些转向，并提出，中国学派也能在转向何方的争论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可以不局限于具体的观念，而是从认知论和方法论上，尝试对当代国际政治理论有所贡献。最后，他以老子的“以天下观天下”与听众共勉，探求从世界政治的高度来思考国际政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