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拉纳斯说：“《旅行》是一部关于马丁的奥德赛，一场更具神话色彩的冒险 ，也是一次对自身的创作。”[1]文学史中，《奥德赛》往往被看作流浪小说的鼻祖。此后人生、成长的过程也常常以旅行、漂泊的方式呈现。《旅行》或许也有一些它的影子。
《奥德赛》采用的是“寻父”与“归乡”的两条平行线索，以特勒马科斯和奥德修斯的不同视角展开叙事。而《旅行》则以马丁的寻父旅程为明线，以在旅途中回溯民族记忆为暗线展开故事，与《奥德赛》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卡尔维诺在1957年10月14日《晚邮报》中说：“在神话语言里，就像在民间故事和通俗传奇故事里，每一项志在恢复正义、纠正错误、救苦救难的事业，通常都表现为恢复一种属于过去的理想秩序。正是我们对已丧失的过去的记忆，使我们确信征服未来是值得的。”[2]恢复秩序就我的理解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恢复社会秩序，其二是恢复自我的本质身份。
《奥德赛》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正是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初步形成的阶段。“寻父”与“归乡”事实上都指向了父权制社会下的政治伦理。特勒马科斯由于自身难以稳定城邦和家庭秩序，需要求助父性的力量；而奥德修斯作为父亲和王者的返乡，便是为了重整城邦和家庭秩序。他在基尔克处选择返乡，意味着选择了承担自己“王者”伦理身份所代表的伦理义务；在卡吕普索处的返乡，意味着选择了承担自己“父亲”与“丈夫”等家庭伦理身份所代表的伦理义务。[3]充满莫测风险的海上归途中、特别是在他的部下全部丧命以后，奥德修斯实际上被剥夺了所有的个人身份，他谁也不是。奥德修斯作为父亲角色的回归代表的是“父亲”作为政治实体的确认，也是他自我身份的认同。特勒马科斯去寻找父亲，更是由于父亲是他的精神目标。无父的世界中儿子拥有空前的自由和自主，但“除了及时满足短暂的快乐,儿子们提不出任何对待世界的长期原则。”[4]虽然儿子可能因此得到更为原始的生命真实，但却会陷入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求婚者的僭越让特勒马科斯的自我身份认同出现危机，找到父亲，才能找回“丧失的过去的记忆”，获得征服未来的勇气。
观影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马丁的儿子身份即对应《奥德赛》中的特勒马科斯。两人都已经有各自的世界观价值观雏形，出走前，两人都拥有相似的现实困境。两人的父亲都杳无音讯，马丁的学校乏味无趣，大人们虚伪麻木，母亲嫁作他人，家庭破碎；特勒马科斯的家被求婚者鸠占鹊巢，母亲面临改嫁的危机，城邦内政治秩序动荡。故乡的不宜久留与对自我认同的疑惑使马丁和特勒马科斯都离开故乡，踏上寻父之路。
旅程中，两人都得贵人相助，或减轻了旅途的劳累，或解除了性命之忧。这些人均是两人父亲的旧友，如《奥德赛》中是老英雄涅斯托尔、墨涅拉奥斯，《旅行》中是卡车司机、摆渡人、打鼓人等等。通过父亲的旧友，儿子们侧面了解到父亲，因此更想追寻父亲，旅程得以延续。
旅程到这里，马丁似乎基本成为特勒马科斯的戏仿，他同样希望通过寻找父亲寻找对待世界的原则，确认未来的生活态度，由此走向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旅行》中反复出现红衣女子的形象，似真似假，“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她在马丁迷茫时悄然出现，有时在没有尽头的路旁，有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洪水的废墟上，有时在亚马逊丛林中，她是马丁失意绝望时的微光，是马丁的精神向导。但同时，她充满诱惑，谜一样危险而美丽，马丁为她流连。我不由想到雅典娜与塞壬。雅典娜引导特勒马科斯寻父，指引奥德修斯归乡；塞壬则歌唱吸引奥德修斯沉沦，忘记回家的路。两种特质却在红衣女子身上奇妙地融合。《启蒙辩证法》将奥德赛的回乡之路看作启蒙，认为塞壬是对理性的破坏，但陈旭东却重新解读《奥德赛》，认为“从内在批判视角看,启蒙本身在其堕落的同时,也包含着拯救的可能性”[5]。雅典娜所代表的机巧和理性，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塞壬所代表的海洋和感性，则被认为是自然的亲缘。奥德修斯形成主体的过程意味着“通过自然的回忆和反思实现自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回乡之路上塞壬的诱惑代表了他者的召唤,“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解要求”。也就是说，塞壬固然阻碍了奥德修斯回归城邦，却唤起他心中的渴望，同样是他的启蒙者，并且代表自然的力量。这在现代非理性哲学兴起后尤其受到重视，加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掠夺性对自然的破坏，使回归自然秩序的诉求愈发强烈，《旅行》中的红衣女子事实上也就兼具雅典娜和塞壬的双重属性，指引马丁前进的同时也教会他“承认而非简单地拒绝自然的情感与本能”，教会他自然与社会的平衡[6]。
从红衣女子的形象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大胆推知，马丁事实上也兼具双重身份，他是特勒马科斯，也是奥德修斯。这一场旅行，是成长之旅、发现之旅、寻“父”之旅，也是归乡之旅。
“父亲”不仅仅是生理之父，更有精神之父的意涵。父与子的关系可以说是“‘根源’与‘生长’这样的关系,‘父’不仅仅是‘子’的自然生命的来源,而且是‘子’的文化生命乃至价值生命的来源。”[7]因此对特勒马科斯来说，奥德修斯是父亲；对奥德修斯来说，城邦的传统、宗教信仰是父亲；对于马丁来说，远在他乡、留下漫画的人类学家是父亲，在寻父旅途中获得的民族记忆也是父亲。寻父，即意味着寻根，寻找自己的历史，寻找自我身份的体认。归乡与寻父平行发展着。寻父与归乡是统一的。
于是马丁像奥德修斯摆脱忘忧枣、喀尔刻的药一样，摆脱了电视中虚假的和平与温馨，带着希望回溯过去，在传承中迎接未来。旅行的路途有两条：一条是横向的，地理意义上的，是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到墨西哥的瓦哈卡；另一条是纵向的，内在的，是拉美大陆几百年来积淀的“丰饶的苦难”。那些形而下的比喻展现了这块大陆的现状：外债高筑，政治腐败，生态破坏。这些西班牙殖民者和阿根廷政府的暴行，正是奥德修斯身上的旧伤疤，是奥德修斯们永远的标记。于时他的记忆终于“凝聚了过去的印痕和未来的计划”，允许他做事时不忘记他想做什么，允许他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而又不停止他所是的，允许他所是的而又不停止成为他想成为的。[9]有了过往，才有更明确的未来方向，人生、民族命运才有延续性的记号，让人们记住自己。殖民者对拉美大陆自然、古遗迹的破坏、原住民的屠杀，西班牙语的推行，一度使拉美人忘记了自己的“故乡”。而索拉纳斯给马丁安排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姓氏：Nunca（决不），似乎要表达这样一种决心，等走完这趟“发现”之旅，也即拉美人民成为自我“发现”的主体之时，现在这一切决不会再发生。正如奥德赛打败求婚者重新为王，“当他们最终战胜敌人，就会恢复一个公正的社会，他们的真正身份将受到尊重。”[10]拉美大陆将复归民主、不再被霸权压迫。
当然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是人物的选定，有着英雄与非英雄的对立。《旅行》显然延续了启蒙运动后以小人物为主角的戏剧习惯，马丁出身一般，和一群朋友整日无所事事，顽劣叛逆，像所有青春期少年一样恋爱、反抗学校、家庭权威，不耐乏味的生活，俨然一个反英雄的形象。马丁途中遇到的父亲的旧友也不再是年老的英雄，而是一个个无名的凡人。索拉纳斯摈弃了传统文学中的英雄形象，解构了《奥德赛》的史诗意味。同时，结构与人物关系的相互对照形成了强烈的反衬，产生广泛的象征意义。由此为打破《奥德赛》的叙述体系、反对现有政治秩序做了预设。
其二便是主题，是回归秩序与出离秩序的对立。《奥德赛》创作年代正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向上发展时期，诗人大力歌颂了父权制下的政治秩序及社会伦理，表现的是儿子对父亲的完全顺从。特勒马科斯为了重塑秩序必须找回奥德修斯。而《旅行》诞生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西方世界普天同庆之际，新殖民主义借着西方霸权渗入阿根廷，政府是下跪的政府，首脑是蛤蟆博士，影片中的大量讽刺、明喻，马丁旅途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洪水、故乡的地震、人们身上束缚行动的最新款绑带，无一不指向破坏。马丁的出走与寻父，恰恰不是为了维护现今的社会秩序，而是南美曾经的自由。马丁父亲只出现在他人的口述和结尾马丁的幻想中，精神符号化的父亲也成为南美民族记忆的一个侧面。寻找“到”父亲并不重要，马丁在旅程中已经接受了精神的传承。
其三，两者对于自然的态度也不同。奥德赛返程中与自然的不懈斗争反映古希腊人征服自然的心理；马丁所见因西方霸权掠夺资源带来的洪水、沙山，则是对人类一味索取自然的控诉。这是事实上也正是对社会秩序维护与出离的表征。
《旅行》是普通平民少年骑单车独自寻父的故事，即使有着强烈的魔幻主义色彩，也远比不上《奥德赛》史诗的宏大。可以说，《旅行》一定程度解构了传统史诗，展现了更为现实的图景，加上种种政治“明喻”也更具有讽刺意味。
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剥开时代的外衣，依然会发现两者的核心其实都是复归理想秩序，只是荷马时期的理想秩序是雅典民主政治，是社会制度；《旅行》中则倾向于自然秩序，破坏现有的新殖民主义政治秩序，向往新的没有霸权的乌托邦。
这也正是奥德修斯预言的实现。对奥德修斯来说“未来绝不是某种过去”[11]，他抵达一个终点，也即把他的过去恢复为现在。对马丁来说，旅行是外出，也是归来，他离开了故乡，却找到了故乡。他的未来，南美人民的未来，就在曾经的记忆中。
“奥德赛”在西班牙语中的另一个意思是“充满奇迹的长途跋涉”，《旅行》也正是如此。它是一场对外的“发现”之旅，更是一场内心的“发现”之旅。通过回溯过去、目睹现状，马丁内心的力量在旅途中一点点积聚。最后他不再寻找，因为他已明白需要去担当：“享受人生的同时，也要负起责任。”
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变迁中，民族改换，制度更迭，作者对当时政治秩序认同与否、对现实世界的反思使“归乡与寻父”的主题有了不同的演绎，指向不同的现实需求，但母题的内核都没变，内在的神话思维剔除宗教的意涵后留下精神本质，成为后世西方人一直追寻的东西，即寻找理想与自我，“每次旅程都依然是一部《奥德赛》”[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