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理想与王国现实的冲突
——试论神圣罗马帝国衰落与分裂的原因
神圣罗马帝国在中世纪一度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在欧洲拥有重要的影响与地位。然而当西欧其他国家王权不断集中，并发展出民族国家之时，神圣罗马帝国却由盛转衰，不断走向分裂，不仅丢失了意大利、勃艮第等外围领土，其核心地区德意志也陷入诸侯林立的分裂之中，最后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称号。神圣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本文尝试从构建帝国的政治理想与以德意志王国为核心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的角度，探究神圣罗马帝国从十二世纪开始由盛转衰，最终不断分裂的原因。
一、学术研究回顾
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与分裂的原因，传统的研究观点主要集中于德意志的封建关系、城市与王权关系、选举制的继承方式、皇帝的意大利政策，皇帝与教皇的斗争等方面，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点：
从封建制度入手，主要探究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区德意志的封建关系，将目光聚焦于地方贵族对于王权的削弱作用。国内的研究有侯树栋的《德意志封建王权的历史道路》 《封建主义与德意志王权》、刘招静《德意志封建主义两重性的标本》等，国内外众多中世纪德国史著作中也均有具体论述。研究一般认为由于德意志自身的传统及君主的政治策略，形成了封建化推进中王权衰落而贵族膨胀的独特现象。“法国史家富尔昆曾把德国封建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三项：一是发展相对迟缓；二是封建关系不完善；三是封建关系中的土地因素大于人身因素，”[1]以上三个特点共同造成了德意志封建化的两重性，即巴勒克拉夫指出的“正是德意志诸侯国而非王国或帝国的政治发展,经历着与英、法王权的发展相似的历程。这种趋向在12世纪以后日益明显。”[2]封建化对于贵族而言是其领地内的向心力，对于皇帝却是帝国的离心力，最终结果是王权的不断衰落与德意志的分裂，核心地区的分裂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无力维持其外部地区，帝国走向解体。
从社会经济角度关注中世纪城市和商业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的关系。中世纪盛期开始的商业发展与城市兴起常常为国王提供抑制贵族的有力联盟，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却表现出不同的影响。首先，因德意志位于欧洲中部，其城市的利益主要与过境商业相关而不利于形成一个共同的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使得帝国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皇帝也未能与新兴的城市形成有效的联盟，不断对贵族妥协而牺牲城市利益，因此汉萨同盟等城市联盟仅仅注意保存其自身的利益，“新兴的市民阶层只关心眼前的局部利益，而不象英法市民阶层那样成为王权的重要支柱，渴望政治统一和加强王权。”[3]同时封建商业集团为了其自身利益也有意维持帝国的分裂状态，为了提升自身的地位和维持过境税等特殊利益而支持地方势力的分裂，以避免强大的中央的整肃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认为教皇及教会领主对于皇权的削弱导致帝国内部不断衰弱；或关注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问题，归因于选举制导致的贵族操纵皇位，并给予了外国势力干扰王位继承的机会；或者将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归因于盲目追寻古代的荣光而不断发动扩张战争，遭到周围国家的联合反对。而近年来西方学界的研究更为注意将帝国作为一种机构与思想体系来分析其历史，把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而不仅仅是德意志与意大利地区在中世纪的历史，并开始反思“衰落”的含义。例如《神圣罗马帝国：欧洲历史的一千年》一书不再对帝国的历史进行纵向的历时性考察，而是将构成帝国的各种元素：基督教、王权、土地、认同等一一拆解，剖析其对帝国历史命运的影响；《神圣罗马帝国，重新反思》侧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机构与政策研究，将其与欧盟进行了对比，思考将帝国内部高度自治的运行模式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失败是否合理。
二、帝国理想的构建及与封建王权的矛盾
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与多种因素相关，以上所回顾的研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本文认为帝国的衰落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和根源，这个原因就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名字本身。神圣罗马帝国继承了古代罗马帝国理想，却建立于中世纪的封建王国的基础之上，这种混合意味着它具有古代理想和中世纪现实的双重性，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最高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德意志国王的双重身份。帝国的理想中潜藏了与作为封建王国的德意志的冲突，尽管结合的初期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但始终没有完全融合，并随着封建制的发展矛盾逐渐加深。这种矛盾在外部引发了帝国与教皇和意大利的斗争，导致了帝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崩溃；在内部引发了诸侯与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最后使得德意志本身彻底分裂为多个小型国家。神圣罗马帝国所构建的体制“只反映一个时代而非所有时代的政治理想，沿用到其他时代只能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影子。”而随着时代发展这种越来越不切实际的理想使得“日耳曼王国在罗马帝国重压之下粉碎，永不能恢复足以形成一个紧密而统一的君主国的力量。”[4]
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与体制，在整个中世纪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探究它之所以由盛转衰的整体因素，也应该追溯其建立的思想源头。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成立的思想源头是中世纪的“世界帝国理论”，已灭亡的罗马帝国遗留给中世纪欧洲的两个思想遗产——世界帝国与世界宗教，深深影响着中世纪的思维方式，这两种理论均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国家，直到但丁的《论世界帝国》中依然可以看到其中要求一位世界君主的回响。正是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君主的理想赋予了神圣罗马帝国以合法性与构建理念，“神圣罗马帝国”这一称号是试图将以上两种原则运用于帝国统治的体现。
世界帝国理论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早期运用是成功的，也促进了帝国早期的强盛，从962年奥托一世作为德意志国王接受加冕开始，至霍亨斯陶芬王朝帝国达到顶峰，皇帝和国王的双重身份对帝国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首先皇帝与国王可以用双重身份要求臣民的服从，在对外作战时作为封建君主要求封臣履行封建义务，在建立教堂等事务中，皇帝也行使了封建领主与宗教保护者的权力，作为皇帝的君主之权力得以扩大。同时世界帝国与世界宗教的同一性使得帝国与教会紧密结合起来，并逐渐形成帝国教会体制，教会成为帝国行政人员、经济收入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支持。最后皇帝的冠冕赋予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以至高无上的合法性，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凌驾于其他国王之上，从英格兰等国的国王致信中的尊敬[5]可见这种地位至少在表面上获得了普遍的承认。但是尽管历任皇帝不断努力将皇帝与国王这两种不同属性的身份统一起来，“在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封建主义的性质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对抗性。”[6]帝国的性质是集权的，要求所有基督徒平等和皇帝作为最高权威领导一切，而封建王国是地方分权的，是来自于无政府的产物，并且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一定程度上保留贵族的独立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无法在根本上统一，必将对抗至一方消灭另一方为止。德意志国王的权力部分用于皇帝的职责上，不得不同时兼顾国际体系的维持与对王国内部的统治，在长期发展中暴露出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及王权与贵族的斗争，大部分国家的王权都在扩张，神圣罗马帝国的精力却大量消耗在对外远征与干涉他国事物之中，王权反而不断衰弱，最终引发了帝国的分裂。尽管神圣罗马帝国自居为罗马的继承者，却并非如罗马那样经过漫长的过程建立稳定的帝国，而是仅仅沿用了古代的政治理想，这种崇高理想的不切实际性在封建王国的现实问题中逐渐暴露出来，使得帝国与下属的各个王国失去了联系，无限的权力与实际能力的微弱形成了鲜明对照，而皇帝却无沉浸于虚假的荣光中，最终在霍亨斯陶芬王朝彻底瓦解，帝国由盛转衰，进而分裂，引发了大空位的混乱，至《黄金诏书》的颁布帝国只剩下了一个光辉的影子。
三、帝国理想与王国现实冲突的具体表现
帝国理想引发的第一个问题与是皇帝权力不可避免地与教皇和教会的冲突，并集中体现在皇帝对于意大利的干涉，最终成为帝国衰落与分裂的直接导火索。中世纪的理论将帝国与教会视为两个平行的体制，从理论上而言双方是平等的，但是因为世俗与宗教领域在现实中并不能像在思想中那样得到绝对区分，实际运行中皇帝与教皇的权力有许多重叠部分，皇帝作为宗教的保护者不断寻求对教会的控制，而教皇作为封建领主也有现实利益与考量，这导致了二者在权力扩张中矛盾的不断激化。在理论方面，教会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教权之上论，认为皇帝的世俗权力不过如同月亮在反射太阳的光芒；在现实层面，起初双方争夺主教叙职权，教皇与皇帝相互废立，进而开始领土的直接争夺。在格里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斗争中，教皇成功联合贵族以反对皇帝，这种立场的改变在后续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摆脱了皇帝对教会人员的控制之后，教廷又与伦巴德诸城结成了同盟，帮助后者成功摆脱了皇帝的控制；最后在与腓特烈二世的争夺中教廷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这场激烈的冲突使得皇帝的权力被推翻，而“教廷发现自己上升到单独统治地上国王们的地位。”[7]腓特烈二世与教皇的斗争起源于领土问题，由于他对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占有，从南北面同时对教皇形成了直接的威胁。但这场领土斗争本质上是双方权力的冲突，双方的冲突证明世界帝国与世界宗教两个统治者之间实际上难以共存，二者同时处于扩张状态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斗争的结果是皇帝的失败，其最后的继承人康拉丁死于对西西里统治权的要求，霍亨斯陶芬家族与帝国实体一起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大空位的混乱，从此帝国彻底丧失了对意大利的控制，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地方王国。在与教皇和意大利的斗争中，皇帝也向贵族作出了大量妥协，导致德意志国王的权力明显丧失，专注于本土的统治已经太迟，而不能形成像法兰西那样的强大王权与统一的国家。
皇帝的神圣性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现实中的王位继承，具体表现在加冕仪式与选举制。腓特烈一世曾在帝国的四个首都分别举行加冕，分别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意大利和勃艮第的统治者的象征，四个加冕地点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帝国作为几个高度独立王国的联合而缺乏稳定性。四个王冠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王冠与皇帝的冠冕，分别在亚琛和罗马举行，两者的区分体现了封建王权与皇权之间的明显界限。根据中世纪法学家的理论，前者是其王国土地的主人，后者则基督徒的统治者。由于皇帝冠冕过于神圣，必须由教皇授予而不能由德意志国王自行取得，历任皇帝不顾本土的事务不断地远征意大利，为追求一顶空头帝冕而付出巨大的精力与代价，并由于深陷与教皇的纠纷而使得皇位继承深受外部干扰。为了获取皇帝称号而前往罗马的远征不仅消耗了帝国的实力，也使教皇得以从皇帝候选人身上勒索，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教权高于皇权的理论，十分不利于帝国的稳定。而由于德意志国王与神圣罗马皇帝的身份捆绑于一人，德意志王位与帝位一起保持了选举制继承。选举原则尽管有其法兰克的历史传统，但在法兰西、英格兰、阿拉贡等王国，王位都很快确立了严格的世袭制。然而由于皇帝权力被视为过于神圣的权力而不能由血缘继承，必须由选举赋予其合法性，德意志一直不能成为像其他地方封建王国一样的世袭君主国家，“因为它的性质已为罗马帝国所改变。”[8]选举继承制使得每一个新任皇帝必须在竞选之前为了确保被选为皇帝而向选举诸侯出让利益，满足其条件，导致了王室财产的不断减少与王权深受束缚而不断削弱。帝国理想的崇高理论限制了现实中王权的发展，使得德意志的王权在对教皇与贵族的妥协中不断衰落，不稳定的继承制所引发的混乱与内战也使得帝国走上衰落之路。
帝国理想与德意志王权的冲突也是德国封建化不彻底，贵族保持大量独立性，本土分裂为若干地方国家的深层原因，导致在多个王国联合的国际体系崩溃之后，无法再退回一个统一的封建王国，而是进一步不断分裂。德意志的内部独立性由两个部分促成：独立的贵族领地与独立的主教辖区。地方贵族的权力不断扩张源于德意志国王兼任皇帝后承担了过多的职务，尽管德国的封建化进程本身开始较迟，公爵势力强大，但是早期的王权仍然有希望实现对其的胜利。然而当法兰西集中精力吞并大封建领主、英格兰国王不断约束其附庸的时候，德意志君主为了维持皇帝的地位与意大利、东欧等地区不断斗争，且深陷与教皇的纷争，为了专心于外部事务而不断向贵族妥协。腓特烈一世1180 年的格尔恩豪森宪章确立了“采邑强制”条款, 条款规定国王必须在一年零一天内把因无直接继承人而暂归王廷的诸侯采邑再次分封出去，导致王室领地难以扩大；腓特烈二世在1231和1232年颁布了一系列保护诸侯利益的法令，给予诸侯司法、铸币和征税以及管理地方道路、河流的大权，并在1232年的文件上首次把各邦诸侯称为‘邦君’。大量类似的妥协使得强大的封建王权无法建立，为了虚浮于理论中的皇帝权力，德意志君主放弃了实在的王权，最终在中世纪的现实里衰落。另一方面早期帝国教会体制所给予教会的大量封地也导致了地方的独立。从奥托一世到康拉德一世、亨利二世，利用皇帝宗教保护者的身份不断将教会纳入帝国的体系，给予其大量经济、政治、军事特权，使得教会在德意志掌握了其他国家教会无法掌握的权利，随着帝国与教会关系的恶化以及教会夺回主教的人事权，享有广泛领地与特权的主教们反而成为了帝国的巨大威胁，从属于教皇的宗教领主也不会响应民族情感而阻碍了统一国家的形成。对于贵族的妥协与对教会的过度任用造成了帝国内部的衰落与分裂。
综上所述，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在罗马的古老传统的基础上，体现了中世纪的一种政治理想，皇帝称号的获得在早期促进了帝国与德意志的强盛，从长期来看却埋下了诸多隐患。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本质区别使得皇帝无法将两个不同身份完全统一于一身，帝国理想的虚幻损害了封建王国现实中的巩固，当时代的思想改变了，帝国的政治理想的作用也随之衰减。在与教皇的斗争帝国的外部框架崩塌了，而当帝国的国际体系不能维系之后，皇帝又拒绝降级回到普通国王的位置，德意志的邦国代替了欧洲成为帝国的国际管辖范围，原本的诸侯成为了各自领地的君主，帝国内部的分裂不断加强。作为一个基于古老思想传统的政治理想，帝国与德意志王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中世纪的现实中帝国的理想注定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帝国的虚幻理想却阻碍了封建王国的世纪发展。对于皇帝崇高地位的追寻诱发了继承问题、意大利问题、教俗争端、贵族独立等诸多问题，这些因素共同使得帝国由盛转衰、最终彻底分裂，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也可以视为一种旧的政治理想的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