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永才：复旦大学2015级历史系本科生
启蒙的代价——试为罗马帝国衰亡过程中的基督教正名
罗马帝国的统治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其疆域之辽阔，政治、文化、经济之发达，后世帝国难有望其项背者。作为欧洲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的遗产更是泽及后世。200多年前，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穷尽毕生精力著成了煌煌八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讲述了它的“衰亡史”。在追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吉本认为基督教的兴起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这种观点主宰学界研究200余年，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然则现在，换个角度来重新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已经到了。仔细思索，吉本的说法大有可商榷之处，与其说基督教的兴起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毋宁说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衰亡的“替罪羔羊”。笔者试图在下文论证：“古代晚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之关系并非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甚至相反，两者结合成了一个互助合作的联合体。吉本认为基督教的兴起加速了罗马帝国衰亡的说法并非无懈可击。
一、西部罗马帝国坍塌前后与基督教之关系
基督教发轫于远古犹太教，在公元前后，耶稣创立了基督教。从公元前后到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颁布“米兰法令”，赋予基督教合法传教地位之前，可以称之为“使徒时代”。这期间的基督教不得不同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众多宗教竞争，信徒不多，影响有限。在基督教未显达之时，帝国视其为异端宗教，对基督教实行过多次迫害，如64年的尼禄、95年的图密、160—170年的马可·奥勒留、303—313年的戴克里先都曾大规模地针对性地迫害基督徒，所以早期基督教在帝国内部的传教堪称一部苦难史。[1]帝国迫害基督徒，有政治迫害与宗教迫害两种形式，总的来说，帝国宗教宽容有限度，不能超出其固有宗教模式。帝国对基督徒的打击与破坏往往出自不同的原因，更多的时候是出于转移国内矛盾，象征性地打压一下基督徒。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帝国对基督教的打压往往具有表演性质，政治作秀的成分大于其实际意义，实际上基督教传教并非对帝国造成了多大恶劣影响，很多时候是被动地承担了帝国政治晴雨表的角色。帝国稳定的时候，默许基督徒传教，政局动荡时，象征性地迫害一下基督徒，转移视听。在罗马帝国存在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督教的发展与帝国利益并行不悖。
若真如吉本所论，基督教的兴起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那为何二者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相安无事，直到西部帝国忽然坍塌时才想起追究基督教的责任呢？换个角度思考，基督教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基督教教义具有伦理优势，严密的教会组织保证其有序传教，同时其兴起符合了大众的宗教需求，所以基督教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后期罗马皇帝扶持基督教的发展，进而把基督教奉为国教，正是体现了这种互取所需的合作与联合。作为帝国统治者，选择基督教作为国教，大力支持基督教的发展并非偶然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基督教化是帝国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无可非议。那么，为何基督教要背负毁灭帝国的污名呢？细绎其中曲折，当有偶然因素的作用。392年，最后一位管辖东西两境的西奥德修斯（Theodosius）以法令的形式最终确定基督教为国家宗教[2]，到476年西罗马帝国宣告灭亡，帝国衰败的时期正好是基督教发展势头正盛德时期，所以很多人就自然不自然地把帝国的崩溃归咎于基督教的兴起。但是，时间上的巧合是否真的反映了基督教兴起与帝国衰亡之间必然的联系呢？窃以为不然。政治的逻辑与层累地造成的附加解释可能反而使得我们去历史真相更远，我们且来看罗马帝国在西部领土轰然倒塌之后基督教的作为。
罗马被称为永恒之城，在西方人的思维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自从蛮人把永恒之城攻破之后，相当长时间内，西方人在思想上是难以接受的，种种幻灭感充斥着时人的思想。而这时，正是基督教神学家担任起了从精神信仰上重建帝国的任务。西方基督教会“四大圣师”之一的奥古斯丁堪称重建帝国信仰的轴心人物[3]，氏著《上帝之城》[4]一书就是重新整合帝国信仰的经典著作。在西部帝国灭亡之后，基督教并没有取而代之，而是用宗教作为纽带，把东西方教会绾合在一起[5]，在帝国的东方和西方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假使没有超越性的宗教纽带，罗马帝国可能会更加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以往学者过多地强调了基督教腐蚀了帝国的尚武精神，而忽略了基督教对于整合民众信仰，对抗蛮族与后起伊斯兰世界的作用，这类看法失之偏颇。用政治的逻辑去理解宗教的逻辑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在基督教势头最盛的中世纪，教会也从未试图取世俗政权而代之。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传教，是播撒上帝的福音，而非越俎代庖，替代世俗王权，直接统治人民。基督教是一个弥散的宗教，无论权势再大，也不能超越经典教义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它所追求的是在“属灵”的层面统摄，而非管控“属肉”的层面。所以，如我们所见，中世纪西欧社会运行的机制是“双剑”统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恪守本分，不敢越雷池半步。[6]所以，从长时段来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中不仅没有起破坏作用，反而是在西部帝国崩溃的时候承担了信仰重建的任务，吉本所论基督教的兴起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一说似有商榷的余地。
二、吉本及其时代—为启蒙思想张目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吉本书写这部皇皇巨著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身处启蒙时代的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目的，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启蒙运动提供历史依据。启蒙史家的立场决定吉本要把“黑暗腐朽的基督教”作为攻讦的对象，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遮蔽性，吉本有意放大了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消极影响，使得基督教 “污名化”了。
如所周知，爱德华与启蒙思想家们过从甚密，立场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基督教是启蒙运动攻击的靶子，自然受到吉本的重点“照顾”。实际上，启蒙史家的立场本身具有遮蔽性，政治的逻辑毕竟有别于宗教的逻辑。在18世纪启蒙思想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下，吉本的这部《罗马帝国衰亡史》颇有为启蒙思想张目的意味。
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大卫·休谟等人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不约而同地论述了罗马文明衰亡。吉本秉承时代潮流，从史学的角度将罗马帝国衰亡史加以经典性地叙述，最终确立“罗马帝国衰亡”范式。虽然吉本先后指出了几十种导致罗马衰亡的因素，但是主要罪责还是被归结到了基督教身上。正如已有学者指出那样，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历史是理性战胜迷信，文明战胜野蛮的双重变奏。而吉本则反其道而用之，将基督教的胜利视为迷信战胜理性;蛮族入侵则意味着野蛮战胜文明。基督教和蛮族的胜利导致罗马帝国衰亡。[7]吉本撰写《衰亡史》一书的契机大有发“思古之幽情”之意味，具有启蒙时代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1764年,他畅游意大利。由于受拉丁语言和古代文献的熏陶,对他来说,罗马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10月15日那天,在凭吊古罗马遗迹时,他纵览古今,浮想联翩,决心写出一部罗马衰亡史。后来他在乡《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置身在卡皮托尔的废墟之中,独自冥想,听到赤脚托钵僧在朱庇特神庙中唱着晚祷辞,编写罗马城衰亡史的想法,首次涌上了我的心头。”笔者推测，在书写《衰亡史》过程中，他是要借罗马帝国的辉煌，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来，迅速扩张，在整个西方世界弥散，而教会权威盛极一时的中世纪又被长期冠以“黑暗中世纪”的污名，所以启蒙史家在探究伟大的罗马何以会走向终结时，基督教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吉本在《衰亡史》中就对基督教会展开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自从吉本的《衰亡史》问世以来，长期受到史家的追捧，我们并不否认这是部伟大的历史经典作品，然而世殊事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终究还是有其历史局限性.20世纪以降，史家开始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范式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如今对罗马帝国史的研究，已经从吉本确立的“罗马帝国衰亡”范式转向“罗马帝国转型”范式。史家有意识地避免线性地目的论地描述罗马帝国的瓦解过程，转而用一种更加客观中立的立场叙述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去目的论的研究方式利于我们重新审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以及基督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近年来随着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学者们开辟出别于吉本的新解释路径，更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历史，考察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从而超越政治与军事的视角，将宗教、文化考虑在内，认为“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的变化是个缓慢的变化，很难被描述为衰落”[8]，人们更多地是选择更为中性、更趋客观的 “罗马帝国转型”模式替代吉本的衰亡模式。管见所及，国内已有学者依据现存史料梳理相关文献对于西部皇帝和帝国消失的看法，来说明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以罗马和以高卢为核心的两种认识模式，对罗马帝国灭亡一说构成了极大挑战。而在罗马帝国境内，人们对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认识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意大利地区的史家们明确地认为西部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并形成为历史常识，流传有序。而在意大利以外地区尤其是在高卢的学者们普遍对西罗马帝国灭亡没有记录，也就很难说对此有明确认识。在他们的笔下，罗马皇帝一直会随罗马帝国延续有序，他们固执地认为，罗马是永恒的，永不灭亡！[9]也就是说，对吉本“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质疑已经从时间分期上的争论上升到了“存不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如果这种新假说成立的话，基督教应当为罗马帝国衰亡负责的言论则更是不经之谈了。
三、余论
历史具有双重时代性，首先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性，其次是史家书写的时代性。本文先从早期基督教发展与西部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的历史脉络来梳理，试图说明基督教长期与罗马帝国并存发展，不仅没有促使西部罗马帝国的崩溃，反而是在西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主动承担起了整合社会信仰的责任。罗马帝国之皈依基督教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并不是其突然坍塌的根本原因。因为宗教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基督教并不能超越“灵性”范畴，干预世俗事务，相反，基督教的发展需要借助世俗政权来巩固其“灵性”领域的正常运行，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对基督教发展反而不利，所以基督教不存在希望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动机。
另一方面，吉本的历史书写有很深的启蒙时代烙印，有意无意地歪曲了基督教发展对罗马帝国衰亡的影响。吉本书写的现实关怀是为启蒙思想张目，是对其所处时代的“反动”，其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很自然地成为其攻讦的主要对象，这很可能与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的污名有关，处于彼时的吉本对基督教存在天然的反感。吉本欲借重新书写罗马帝国的历史，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推翻基督教主导的社会架构，建立理想中的现代国家，于是，吉本特定的立场叙述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实。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建构有为未来建立一个理想国家的描摹蓝图的主观构想意味。我们不能用刻板的“黑暗中世纪”印象去理解古代晚期的罗马历史，因为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解读越是体系化与条理化，可能使得我们去历史真实越远。种种迹象表明，基督教并非真如吉本叙述的那样不堪，我们不能忽视基督教中孕育的进步因素。罗马帝国的转型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单向度地归咎于基督教的兴起并不足取。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一个更客观的立场上评估基督教的历史功过，为基督教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