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进任重书院

Q：一直以来，任重书院通过书院导师制、经典研读班、学术训练营、“导师去哪儿”和“导师下午茶”等品牌活动为同学与导师之间搭建起交流平台。您在任重书院学习生活的这四年中，是否曾参与过其中的一些活动？

A：我和任重大家庭结缘是非常早的，记得入学第一天，书院新生导师就早早等在毛像旁边迎接我们，让我感到很亲切。后来，无论是加入任重书院学术训练营，还是参加第六届“任行杯”原创征文大赛，书院的学术氛围一直陪伴着我的成长。

2、参与学术训练营

Q：在参与任重书院学术训练营，跟随导师学习的过程中，您有那些印象深刻的体验能与我们分享吗？

A：大一时，我先后参与了傅德华老师和谈丽老师主持的学术训练营项目。对于大一新生而言，当然还谈不上收获了多深厚的学术积累，但也正是在这些项目中，我逐渐积累起了一些重要的学术基本功，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比如，在“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革命”学术训练营项目中，谈丽老师指导我们透过美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教科书探究当时的美国人如何看待革命，如何向下一代讲述美国革命。当时，谈老师分享了她读史料的方法，就是一边读史料一边做记录。每次汇报研究进展时，她也要求我们拿着自己的记录作报告。

一开始，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有信心，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后来，我才发现记忆也有不可靠的时候，这时做记录就很重要。比如，有时我们对一些史料印象很深刻，以至于在无意间误以为其他重要线索也是在其中找到的，不做记录就会把史源张冠李戴。再如，读史料时也要注意史料的背景和语境，否则就难以理解历史的真实，这些骤增的信息量就是有限的记忆力很难承载的。此外，我们读史料会产生一些灵感，可能是对一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也可能是对文章的谋篇布局有了新的想法，这些灵感会稍纵即逝，因此就需要及时记录。

任重书院专职导师傅德华老师对我影响也很大。在历史学系资料室，傅老师有一个常坐的位置，年过七旬的他经常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对我来说，他的坚守本身就是一种“不言之教”，鞭策着我专注用功。此外，每次遇到傅老师，他都会关心我的学习进度，问我最近在做什么题目，不时提出一些意见。诸如此类的日常交流有很多。

说起从傅老师那里获得的教益，我想莫过于对纸本文献的重视。现在是数字化时代，我们都能用数据库去检索史料。傅老师一直从事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深知纸本文献和数字资源各有短长，对同学们偏重后者的习惯忧心忡忡。至今我都记得，大一时加入“复旦历史系老教授逸闻轶事”学术训练营时，傅老师举起他编写的四卷本《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告诫我们不要迷信数据库，纸本文献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那时候，我因为刚刚入学，对这番教诲没什么具体认知。后来，我写论文时经常向傅老师请教，他总会问我：“你有用到某某史料吗？”“早在某某时候，就有一个人写过一篇文章了，你注意到了吗？”大部分时候我都很懵，明明各种数据库都被检索殆尽，可就是“万密必有一疏”。慢慢地，我就注意翻阅各种资料索引，看看有没有“漏网”的纸本文献。不过，直到这时，我的习惯仍然是以数字资源为主、以纸本文献为辅。

随着我独立开展学术课题，开始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数字资源的局限。比如，一些数据库良莠不齐，不乏错字、别字以及内容的疏漏。再如，除了少数数据库提供全文检索外，多数限于标题和作者检索。此外，偏重数据库会有“见树不见林”的问题，难以洞见某一时段的历史语境。需要注意的是，以上问题仅仅是针对已经数字化的文献而言，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献留存于“故纸堆中”。因此，我们应该把纸本文献和数字资源合起来。

1、如何开展师生交流

Q：在遇到困惑时，很多同学都非常希望能够向老师请教，但又不擅长与老师交流，您能否向我们分享一些建议呢？

A：说起同学们不太情愿向老师请教，我觉得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比较羞涩腼腆，不好意思去找老师。第二种是认为自己想法太粗浅、太幼稚，不值得去问老师。第三种是觉得向老师请教的主要是学术问题，而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困惑，好像没有必要专门找一趟老师。我想结合几个例子，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对于真实存在的困惑，应该有一种“不揣浅陋”的态度。本科阶段是打基础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很少过于专深，老师们对此是有预期的。因此，只要是认真思考过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应该和盘托出。

比如，我在上“中国近代思想史”课程时，曹南屏老师非常鼓励提问。有一次，课上讲到城市对大学地位有加成作用，民国时执教于上海本身就是加分项，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作为故都的北平地位则有所下降，这对学界生态也有影响。由此我想到，南京作为首都，又是中央大学、中国科学社等学术重镇的所在地，那么在当时学者心目中，沪宁二地究竟孰轻孰重呢？最初我怀疑，这种问题对近现代史方向的学生来说再基础不过，提出来会不会显得太幼稚？可是，当我提问时，曹老师却夸赞“是一个好问题”，而且把问题提炼成京沪宁三地地位的升降问题，特别指出南京的地位确实值得考察。在一学期的课程里，曹老师每每不吝激赏、循循善诱，让我信心倍增的同时深受启发。回过头看，那是我本科期间提问最多、收获最大的专业课之一。

同时，提问请教不应该拘泥对象、时间、地点和方式。很多同学对向老师请教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需要约时间去办公室，然后师生“坐而论道”云云。考虑到和老师并不熟悉，加之害怕“独自面对”，这样一想就会畏手畏脚。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怎么请教。

比如，我写过一篇《郭任远归国考二题》，涉及郭任远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之间选择任教于母校复旦等问题，很想请深耕复旦校史的张仲民老师提些改进意见。可是，我和张老师并无交集，因此决定通过邮件呈上习作。未承想，两天内就收到回信，张老师一面谦称“对于民国以后复旦情况，实无所了解”，认为“此作当好于前此（所阅有关郭任远的）诸文”，一面又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比如对郭氏未能北上的原因推测过于后设、“就郭论郭、只见一郭”的视野稍嫌狭窄等等，并提示了下一步的史料拓展方向。凑巧的是，就在收到回信的当天，我在电梯里偶遇张老师。当面致谢的同时，顺便把心中的困惑进一步抛出，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

四年里，像这样因时、因地制宜的师生交流还有很多，在学术会议的茶歇时间、在光华楼19楼的走廊上甚至在校园中偶遇时，我都和老师们进行过不同深度、不同主题的讨论。因此，师生交流不需要很强的“仪式感”，只要抱有求知欲，随时随地都能请教。

另外，要平衡好自己求解和向人求助的关系。我在入学时听过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作为大学生，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解决。另一种认为，遇到问题要向别人求助。其实两者都不可或缺。每个人习惯性格各有不同，究竟是自己求解多一点，还是向人求助多一点，并没有一定之法。

就我来说，倾向于自己求解多一点。比如，我的䇹政课题涉及1920年代学术、学潮和政治的关系，需要阅读各省市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里面有不少早期中共、青年团和群团组织的习惯用语，比如“总校”（指中共中央或青年团中央）、“大考”（指中共或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同学”（指中共党员或青年团员）等等，可能兼有保密和便利的考量。我刚刚接触时，面对习惯用语和各种人名、地名、简称，充满了隔阂感，往往花很长时间仍然一知半解。在一年时间里，我时断时续地反复研读这些材料，每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最后终于理解了大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因为对这些革命史、学生运动史的基本史料下过功夫，之后再做相关题目就得心应手。

参与“箬政学者”项目中期答辩

后来，课题导师钱益民老师跟我说，他最早读这些材料也是一头雾水，慢慢才找到感觉。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刻。做学问就像学术探险，归根结底要靠自己披荆斩棘才能找到出路。这种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在一次次闯练中磨砺信念、毅力和能力，通过这个过程逐步养成的。当然，这并不表示老师的指导不重要，只是说首先要自觉反思、主动求解。如果已经穷尽你能想到的各种方法，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展，至少说明遇到了阶段性瓶颈，那就要及时向老师请教。

2、师生交流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Q：有的同学会担心，是否要找到复杂的学术问题才去请教老师？师生交流是不是只能围绕学术展开？

A：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前面说过，本科生很少能遇到过于专深的问题，我们主要关心基础学业、生涯规划之类问题，至多写论文时有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就我而言，很多时候并不是找了老师才解决了多大的问题，往往找了老师又会发现新的问题。

比如，大一时得益于历史学系本科学业导师制度，我有幸和金光耀老师结对。那时，我还是懵懂的新生，对大学四年都没什么想法，只是抱着认识一下的心态和金老师约了见面。可是金老师却郑重其事。他要我认真思考卓越和永恒的关系，因为现在社会风气很浮躁，很多学生都在追求漂亮的结果，一些学者也在追逐时兴的题目，这样的成果经受不住时间的检验。从长远来看，你的阅读量有多少，你的语言能力过不过关，你的学术视野够不够宽广，这些才能决定你能走多远。金老师还毫无保留地分享他的成长心得，谦称自己中国古代史、世界史方面的基础不好，所以写论文、下论断如果涉及相关问题，总是“很为难”、“很心虚”，告诫我不要早早画地为牢，每门课都要好好上。类似的教益，我从马建标老师那里也得到过。有一次，我提到，现在青年学者的选拔条件很高，将来同辈竞争压力会很大。马老师看出我患得患失，指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变得优秀”，扎扎实实打好基本功，日积月累就会成为竞争力。作为资深学者，两位老师眼里的我或许就像一张白纸，所以他们立足长远帮我谋篇布局，也能预见我可能遇到的问题。对我来说，当时很难想到这些问题。每次交流结束，都发现需要做的事情还有更多更多，但原本沉不住的心却笃定下来，因为不再纠结于眼前的得失成败，开始着眼未来做好一点一滴的努力。

与本科学业导师金光耀教授（中）、

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马建标教授（右）的合影

还有一次，我参与历史学系暑期实践，跟随刘永华、孙青、巫能昌老师在苏州东山做田野考察。在南方典型的“桑拿天”里，老师们带我们“进村找庙、进庙找碑”，每到一处都画图纸、做口述，每遇一碑都识读、摄影、抄录，遇到字迹不清的还要打手电筒、刷面粉水。每天在田间地头的时间都有五、六小时，晚餐后还要继续讨论、报告，有时直到深夜十一点才回去休息。整整一周时间里，我们感受到老师辈治学的勤勉，也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法。比如巫老师告诫我们，向老百姓请教要虚心，如果有意无意地炫耀博学，很可能一无所获。孙老师带队做口述时引导我们“察言观色”，从话语、神态、手势背后捕捉受访者的内心意图、思考方式、生活习惯等，让言谈举止更得体、有分寸。此外，有机会和老师们朝夕相处，我们得以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对很多根本问题产生思考。比如，田野考察很辛苦，每当用餐或者讨论时，很多同学筋疲力尽，老师们聊起新发现时却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说着接下来的考察计划。当时有同学大胆问起老师们的收入，答案和预期颇有距离。这时，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老师们更看重的是做学问的氛围和平台。这也让我们扪心自问：我是不是真心热爱历史研究？我能不能守得住清苦、坐得住冷板凳？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袒露心扉的交流，我们对历史研究的认识很有可能像隔雾看花一样，甚至只是美好的想象；我们从老师辈那里汲取的，可能也就仅限于零碎的知识。

苏州东山田野考察

Q：四年本科的学习已近尾声，回顾一场场囊括了各种话题、各种形式的师生交流，老师们从各个方面给出了宝贵的经验，学长能用一些关键词来概括一下你的总体感受吗？

A：第一个关键词是自我。记得在第六届“任行杯”征文大赛决赛上，陈尚君老师作为任重书院院长致辞，要求我们“写出自我”。在我印象里，老师们非常鼓励我提出自己的问题、寄寓自己的关切、写出自己的特色。比如，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课上，皇甫秋实老师布置写研究计划，发现我的文字表达很有特色，不但文笔老练，思路逻辑也很清楚，当时就在课上不吝激赏，认为这离不开多写多练，让我很受鼓舞。后来，我写论文坚持反复增删、精雕细琢，即使费时费力也要达到所能呈现的最好面貌，每每得到不同老师的相似评价。

任重书院第六届“任行杯”原创征文比赛一等奖

再如，我曾经对并不十分热门的教育史很感兴趣，因为在象牙塔里这么多年，对师生之间的事情再熟悉不过。在共和国史课上，金光耀老师让我们写读史报告，同时提供一批史料作为参考。可是，我没有从中找选题，而是另辟蹊径，利用档案对1949—1966年间的高考招生政审制度变迁作了简单梳理。令我意外的是，金老师阅后颇为认可，特别在课上提到这篇作业，无疑是莫大的鼓励。之后，马建标老师指导我写毕业论文，认为我做学生工作的经历很难得，如果从事相关研究会有敏感度，很赞成我从学生运动史方向找题目。因此，我选择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为切入点，探讨运动背后青年共产国际和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博弈。他还鼓励我将来学术、工作“双肩挑”，从工作中增广见识和阅历，为学术研究提供源头活水。回想起来，这些习作都很稚嫩，但正是在他们的鼓励和点拨下，我能发现并认定自己的问题、关切和专长，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想这是因材施教的最大意义。

第二个关键词是基本功。我在前面多次提到，基本功是师生交流的高频词。所谓基本功，可以指阅读量、语言能力、学术视野等等。在我印象里，老师们最为看重的还是读书。现在本科生的学习渠道很多元，很多同学穿梭于各类讲座、研究生课堂和学术会议，也有同学通过学术课题锻炼自己。大家都想在学术方面尽快登堂入室，但难免有一些本末倒置。不止一位老师向我提过，本科同学最大的问题是“读书太少”，对学生最大的期望也是“多读点书”。因为本科阶段刚刚结束，我理解这个现象背后有学生的难处，毕竟课程考试和论文会占去很大精力，很多评奖评优也会和课外表现挂钩，还有同学抱着寻找学术“捷径”的心态参与项目和活动。这样一来，读书倒显得无足轻重。可是，对于做学问的人，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也是自己的事情。有多少书能读下来、能读进心里，反映的是做学问的定力，某种程度上也能决定适不适合走这条路、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是读书过于专精而缺乏博览。刘永华老师曾经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历史研究日益关注具体问题、需要大量阅读准备所造成的，这促使很多同学成为小小“专门家”，可是这样就会把路越走越窄。在这方面，我也有过切身体会。曾经有篇习作在问题意识、史料和写作方面都得到认可，但是几经修改似乎只能“就事论事”，不能立足宏观历史脉络挖掘、阐释背后的意义，所以总感到“见树不见林”，文章的深度大打折扣。我向老师们请教后，发现问题还是在“读书太少”，或者说只读有关的书是不够的。就像吴晓群老师所说，读过多少书、看过多少史料，下笔写论文的“分寸”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学识功力，往往会从字里行间反映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不仅要多读书，更要不唯功利、不设限制地多读书。

第三个关键词是专注。在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却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言外之意，不外乎历史学是经年累月的学问。我本人远未在学问上登堂入室，并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不过，专注执著确实是我从老师辈那里获得的教益。比如，我的毕业论文运用跨国史视角考察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关注对象是作为跨国团体的基督教青年会。此前，我在马建标老师主讲的课上，曾经写过相关论文，当时就利用了藏于明尼苏达大学的青年会西干事年度与季度报告，为这些卷帙浩繁的英文档案花去了很大气力，也一度以为写出了个人最高水平。后来，马老师建议我继续做毕业论文，却不让我“坐享其成”，而是在开题报告的“导师意见”栏内用力写下“此文已有良好基础，要下硬功夫、认真打磨”。他还鼓励我好好写，有机会推荐到校外参加学术会议。这种兼具严格要求和预设激励的培养，让我丝毫不敢懈怠，按照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去准备。于是，我自觉西干事报告远远不够，还要研读中国青年会通信和报告、北美协会文件等其他卷宗的英文档案，藏于上海市档案馆的青年会中文档案更是不可或缺。考虑到当时青年共产国际和青年团站在青年会的对立面，那么共产国际档案和各省市革命文件汇集显然也是不能回避的。这样一来，增加的工作量不知凡几，可就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做到了。后来，当我重读那篇课程论文，不禁感慨曾经的“最高水平”竟然如此稚嫩，这才发现人的潜力真是无穷的，关键就在于认准目标、用对方法、持之以恒。

四年里，老师们每每以专注执著告诫我，比如钱益民老师以“把牢底坐穿才能做出好文章”与我共勉，陈雁老师审阅我近四万字的䇹政课题结项报告时建议“继续研究”。还有老师允准我将同题论文作为多门课程的期末作业，但要在原作基础上继续推进，并且每次都给出“A-”评分，似乎在肯定和鼓励之余，鞭策着我继续追问下去。这些经历让我受益无穷。多位同学好友曾以旁观者视角告诉我，我的学习诀窍就在于“专注”。

1、追寻志趣，踏实笃行

Q：学长您之前也提到您参与了䇹政项目，当时您是如何确立研究方向的呢？

A：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最初缘于和钱益民老师的恳谈。五四运动百年前夕，我作为历史学系的学生骨干，正在策划“复旦青年对话百年”主题论坛。众所周知，复旦大学是上海高校响应五四运动的重镇，很多复旦人也亲身参与。比如历史学系的周予同先生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的中坚分子。我们希望更多挖掘复旦青年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典故轶事。当我请教钱益民老师时，无意中聊到五四前后从复旦走出的人物，其中一位就是郭任远。

郭任远

郭氏早年就读于复旦公学，在加州大学求学期间成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23岁时就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和前辈学者辩论“本能”问题，一度是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争相拉拢的知名学者。之后，他在复旦大学创立国内大学第一个心理学院，后来还兼任复旦大学代理校长。可是，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他认为科学是爱国的终极途径，于是和光华大学副校长朱经农联合发起“上海各大学同志会”，反对学生参与革命运动，最终被树为“学阀”，只得黯然离去。所以，在革命史和心理学科史书写中，郭任远是一个判若两人的人物。当时，我感到郭氏的经历复杂而传奇，再加上一直想体验学术研究的完整过程，所以在钱老师的鼓励下，萌生了申报学术项目的想法。

不过，我真正认定这个题目，其实是在准备申报的过程中。最初我曾担心，郭任远毕竟是心理学家，会不会有隔阂感？也有老师提醒我，郭任远留下的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重要的是，在近代中国的万千人物中，郭任远似乎显得有些渺小，研究他的意义究竟何在？准备申报时，我在学术史梳理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同时研读了相当数量的郭任远所著论文、书信和公开言论，逐渐认定这个题目的意义所在。

首先，郭任远是1920年代知识人的一种典型。前辈学者指出，渊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种救国道路，即趋近英美、主张学术文化救国的一路和步趋俄国、提倡社会革命救国的另一路，在1920年代形成根本紧张的关系。前者赞成“为学问而学问”，不愿受到主义和政党的干扰，认为中国的问题莫过于专业人才的阙如；后者强调“为主义而学问”，认为在完成社会改造前发展教育、实业，只能助长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力量，主张进行社会革命。郭氏是前者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惟有科学研究和外交途径才是爱国的正道，社会革命和学生运动是“爱不以其道，亦于事无补”。于是他和朱经农发起“上海各大学同志会”，通过提倡师生合作避免学潮发生，反对学生参与革命运动。考虑到学界有关“学问”和“主义”的研究大多止步于宏观考察，从郭任远入手探讨这一派知识人的知识来源和思想脉络，就显得很有意义。

其次，郭任远也是青年人的一种典型。郭氏在国际心理学界暴得大名时只有23岁，创立国内大学第一个心理学院、代理复旦大学校长时也不过26岁。有人把郭任远称为近代中国的一颗彗星，那么他的青年时代一定是划过天际、绽放光芒的那一瞬。因此，青年郭任远有着进取勤奋、富有理想的一面，他负笈异域时就敢于挑战权威，回国开垦学术园地就以“心理学革命者”自任、志在“自创一派新的心理学”，代长复旦后更因为勤劳公事而几度卧病不起。可是，他也有着稚嫩草率、固执浮躁的另一面。他在学术争讼中耽于偏执己见，就连导师的合理意见都不能接受；他在学科建设中急于求成，心理学系规模初具就意在扩为学院，反而乏见学术成果；他在处理学潮时简单粗暴，不能团结校内师生。同处青年时代的我，自觉对青年郭任远能有“同情之理解”，观照研究对象也是在反观自身。

Q：在研究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您觉得导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A：在我看来，随着研究项目的不断推进，导师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很难用简单的词语加以概括。

刚开始，导师和我是“牵着走”的关系。最初我对郭任远乃至复旦校史非常陌生，准备开题就像在黑夜里行走。所幸钱老师非常热情，不仅通过面谈、电话、微信语音等各种方式回答我的疑问，还主动提供很多著作和史料供我参考。就这样，我的视野被一点点照亮，有了走下去的信心。

与钱益民老师的合影

后来，当我自信对研究对象有了充分把握，步子难免迈得过大，甚至会有“摔跤”的可能。我至今记得，在开题报告中一度写下七个部分的研究计划，评审老师认为体量接近博士论文，在评审意见里浇了一番“冷水”。年轻气盛的我很不服气，自觉要把青年郭任远研究透，而且自信有能力做到。尽管钱老师认同评审意见，但也没有要我当即接受，而是建议先按原计划扎实推进，一步一个脚印，届时再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由于时间和史料的原因，我发现一年完成四个部分已经足够，最终在中期答辩时提交了研究计划调整申请。回过头看，我非常感念钱老师的“宽容式引导”，既引领我跨过不必要的障碍，又允许我走过必要的弯路，就这样从蹒跚学步逐渐独立。

当我步入正轨，导师和我是“并肩走”的关系。在我印象里，研究计划的实际推进是相对独立的，无论读什么书、看什么史料、朝哪个方向推进、遇到困难怎么解决都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确定的。除了建议我不要拖延、尽量在毕业前完成项目，钱老师很少干预我的研究过程，但是一旦遇到问题会第一时间为我解答，一旦有新发现又会第一时间和我研讨。这并不表示导师在这个阶段就“放手”了，只是非常尊重我的想法，更注重培养我的独立性，这正是䇹政项目的用意所在。

后来，当我参加中期答辩，发现不少同学面对提问支支吾吾，甚至需要导师帮助回答。而我的答辩过程相对顺利，钱老师则坐在台下频频会心一笑。或许直接原因是事先准备比较充分，更重要的是研究过程都是“自己动手”，反复检视过可能的疏漏，对各个方面考虑得比较通透。不仅如此，钱老师非常谦逊，把我作为“学术伙伴”加以信赖。当时他正在编研《中共复旦大学纪事》，涉及的史料和人物和我的项目有不少交集。他经常问起我研读各省市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发现，尽可能搜集研究线索。他也会从研究中发现我的问题，每每让我发现史源、细节还有很多可推敲之处。这种师生共同切磋、相与质正的互动，让我受益匪浅且乐在其中。

当我完成结项，导师和我是“看着走”的关系。通过为期一年的学术训练，我和钱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学术联系和个人情谊。完成结项报告后，我的学术兴趣转移到中外关系史、中共党史等方向，开始跳出微观研究的思路。对此钱老师当然不无惋惜，他一面希望我把这个题目做深做透，一面相信站在更高平台上有利于我的长远发展。直到现在，我都和钱老师保持着经常联系，他对我的进步相当关心。当得知我在复旦大学-巴黎高师人文硕士班学习法语，他欣慰地引用留法勤工俭学之故事，鼓励我坚持下去才能“求得真经”。当我以跨国团体与非基督教运动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完成后，他又第一时间索读，戏称涉及党团的部分是䇹政课题的“姊妹篇”，还提示了没有注意的史料线索。我相信，尽管䇹政课题告一段落，但无论走到多远的地方，都会留下这段经历的印记。

策划 ｜ 《任行》编辑部

视频 ｜ 韦盼盼

编辑 ｜ 陈遐媛 朱宸睿

审核 ｜ 郑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