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沙龙:”明与暗“——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变迁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15-04-15                                         浏览次数:

【沙龙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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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暗之间,是一个盛世的余晖还是历史隐有伏线、别有洞天?就让仇老师为我们勾勒出中晚唐的政治线条。带着我们拨开层层的政治迷雾,在扑朔明灭之间,厘清那段容易被遗忘却无比重要的历史。2015年4月14日周二晚18:30@3106历史系仇鹿鸣老师为我们讲述——《明与暗——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变迁》。

  

【沙龙回顾】  

4月14日,史翼社主办的的史说新语系列讲座在三教3106顺利举行,我校历史系仇鹿鸣副研究员举办了题为《明与暗——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变迁》的讲座。一般人往往对强盛的时代有更多的关注,因此围绕着强汉盛唐产生了很多通俗的文学、艺术作品,甚至有不少夸大失实之处。但中晚唐的历史相对而言关心的人则少得多,唐朝的灭亡不能完全用“前期皇帝励精图治、后世骄奢淫逸,于是不可避免走向衰败”这样简单的线性历史观来解释。一般看来中晚唐是糟糕与暗淡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是最常见的两个标签,但实际情况远较此复杂,这个时代的颜色可以说是明暗交织的。

在具体分析了安禄山起兵的背景,以及安史之乱后的变化,仇老师重新评估中晚唐政治的特征:从河北回到长安,来看看中唐以后唐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过去我们一般用两个标签来评价这个时代的中央政治,一个是牛李党争,另一个是宦官专权。其实在我看来,牛李党争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把宪宗到宣宗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政治分歧都装进牛李党争这一箩筐,似乎是一种偷懒的研究方式,牛李党争的实质究竟为何其实还有待于更多地实证研究来加以探明,今天没办法详细的展开。但我这里想讲的一个问题是,牛李党争的发生是和唐代中后期非常重视进士词科的风气有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也把宪宗元和三年的科场论争视为牛李党争的起源,而所谓的牛李之间的分歧也多与科举中的子弟与孤寒之争密切地缠绕在一起。尽管陈寅恪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初唐的政权被关陇集团所垄断,武后执政后特意提拔山东的新进士,以瓦解关陇集团,导致了进士科的兴盛。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我倾向于认为进士地位的崇重是安史乱后的事情,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准确。其实纵观整个唐代,每年取进士的数量很少,不过二三十人,只占了唐代官员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但中晚唐的进士地位之所以重要,在于整个社会风气公认要登上相位、翰林学士等清要的显贵位置非进士出身不可,这使得每年录取的二三十人,只要不命运特别多舛,一般都有极佳的政治前途,故为时人所重视,唐代人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便是描写新进士为人所企羡的地位。因而取谁为进士,也成为党派之争的一个焦点。而通过座主、门生及同年关系联结起来的人际网络成为朋党政治的基础,唐中后期多次下诏禁止门生与座主之间互相攀结,包括废止或限制曲江游宴、雁塔题名等新进士的聚会活动,但并没有特别的成效。正因为进士地位如此之高,所以很多有门荫资格或能通过明经等途径入仕的人,也转而投向进士的考试。但我们不要把唐代的进士理解为一个公平的标准化的考试,事实上唐代的进士考试带有很强的贵族气息,这从其考试的科目中便可见一斑,大家都知道唐代科举重诗赋,但诗赋并不是做官所必须的行政技能,事实上诗赋要做得好,是需要精心的练习,难度远在一般公文写作之上,并非平民子弟所能负担。反倒是后来被广被诟病的八股取士,倒是因为其考试范围固定,形式呆板,便于模仿,更有利贫寒子弟进学。

仇老师总结道:中晚唐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连接着唐宋,作为一个枢纽时期,是宋代以后很多政治、文化变化的源头,因而很多现象晦暗不明,其在历史的进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尚需要更细致的研究才能做出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线性衰落的过程。